7所在榕高校师生到平潭来 共植“大学生林”

[9] 其次，2015年12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以下简称反恐法）第45条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事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因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工作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在学术史上，最早将自由与人的尊严联系起来的理论，更多地是从宗教教义中寻找上帝允许人们自由、从而使人拥有尊严的根据。参见[德]乔治·恩德勒等主编：《经济伦理学大辞典》，王淼洋主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四）人是目的 人是目的可以说是有关人的尊严论证当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于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例如古罗马的西塞罗就认为，人与野兽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动物只在感觉驱使的范围内活动，只能适应现存的环境和条件，很少想到过去和未来。人因其不同于别人，并且也不可能会完全被别人所仿效、复制，因而就有着独特的价值，从而应当被珍视、被尊重。因此，‘道德与‘人（就它能够有道德而言）是唯一拥有尊严者。[24]这恰恰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

[25]同前注[16]，[英]史蒂文·卢克斯书，第43页。第三，将人的尊严视为一种理想，强调个人在其中要不断地超越自我，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iv]但对于地方立法具体规定到何种程度才算不违背上位法，存在不同的理解。

因此，社会保障领域尽管需要中央政府的介入，在执行上部分属于中央事务。这类事务包括国家主权、政治外交、军事与国家安全、宏观经济调控等制度。但这并不妨碍此概念具有公法上其他的重要功能，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xix]其中，反不正当竞争、交通运输在其他国家一般被认为属于典型的中央立法事务，而在我国司法判决中却被归入地方性事务领域。

下位法不抵触上位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疑义。一般情况下，范围对等原则构成对职能下属化原则的限制，避免因过度放权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普遍存在外溢效应而降低供给效率。

《意见》的内容反映了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xxiv]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财政联邦主义的观点。[xlii]例如，《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生产、销售的产品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四）机器、设备、仪器仪表，结构性能复杂的耐用消费品，应有安装调试、使用维修方法和保养条件的中文使用说明书。伦奎斯特法官所代表的多数意见认为，州际贸易条款所调整的行为必须属于经济或商业性的活动，而本案涉及的是一项刑事立法，无论怎么宽泛地解释都很难认定其与经济活动有关。那么，出于避免系统性财政危机以及防止地方政治失控的考虑，应当将税收、发债等财政汲取方面的立法权上收中央，由中央政府为地方设定行为边界。

虽然自治事务的范围仍存在模糊性，但单行法规定可以为实践部门提供较为清晰的指引。（二）将非统治类事务区分为服务供给类与非服务供给类 经济学和行政学上公共服务的概念含义过广，既包括给付性行为也包括干预性行为。这体现了立法权分配与执法权分配的不同之处。而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干预行为则不然，其体现的不是一种狭义的服务，而更多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限制或剥夺。

[xiii] 上述调查结果从经验上揭示了各法律领域在实践中的同质性程度，表明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更趋近于法制统一。因此，对干预行为的控制应该比对给付行为更为严格。

地方分权的程度事实上不由国家结构形式决定，而更多地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选择。除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外，政治或法律领域的研究者在讨论央地立法权分配时，还会关注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方面。

参见姚明伟：《结合地方立法实际对不抵触问题的思考》，《人大研究》2007年第2期。同时，这种对强制力的垄断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重要体现，若授予地方政府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央权威。[xliii]严格来说，这些条文可直接影响市场交易的效率与效果，应由中央立法机关负责。对于立法权来说，范围对等原则的重要性程度相对较低，地方完全可以制定具有外溢效应的立法，以满足本地特殊化的需求。州际贸易条款主要指《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的规定，也即国会有权管理合众国与外国、各州以及印第安部落之间的贸易。但鉴于市场秩序维护的复杂性，地方仍然可以保留实施性规则的制定权。

这进一步加强了地方立法机关限缩立法范围的倾向。由于此概念的含义未得到清楚界定，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长期以来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

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制统一并非一种理所当然的理念或原则，相反，法制多元化的主张会赢得更多青睐。因此，我国的中央立法事务并不止于《立法法》明确列举的项目，各单行法律中也有关于央地立法权分配的规定。

三、地方性事务认定的原则 在我国，地方性事务认定的基本标准应当源于宪法。其中，自治事务在法律上未明确具体含义，[xv]而法定受托事务则在该法附表中做了详细列举，涉及诸如《轨道法》《职业安定法》等多达数百项的法律与政令。

（2）判断该条文是否为服务供给类事务，若是，则为地方性事务，若不是，则进入下一步。假如地方政府因为外溢效应的存在不愿供给某项公共产品，则可以不行使有关该事务的立法权，但这并不排除其未来仍有立法的可能性。对于单一制国家来说，地方的权力是中央赋予的，不存在只能由地方立法而中央不能立法的情况。（四）在非涉流通、交易事务中区分有负外部性事务与无负外部性事务 在除去上述三步所涉事务后，剩余的绝大多数行为主要涉及一般社会管理，如维持社会治安、保持城市整洁、引导市政交通秩序等。

[ii]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第二十一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中指出等字应作等内等理解，但学术界对此大多持反对意见。其三，尽管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立法权分配的实践上存在差异，领域分布也较为杂乱，但仍然存在一定的规律。

否则，地方政府大量的不负责任行为或资本与地方政治权力的勾结，将导致政治不稳定。陈国刚：《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基于〈立法法〉的梳理与解读》，《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7期。

低级别主体随意发布消息可能造成社会恐慌或者混乱，属于会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应为中央事务。若立法涉及的领域属于地方性事务，则应当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权，而若规范所涉领域不属于地方性事务，则地方立法权需要收缩。

美国法院对州际贸易这一概念的态度虽然前后存在巨大的变化，但其背后遵循了清晰的逻辑。冯兴元：《财政联邦制：政府竞争的秩序框架》，《制度经济学研究》2011年第1期。中央立法机关对各地请示的答复也通常采取保守态度。例如，刑法制度其实完全可以由各个地方自行规定，这不仅有助于根据地方情况实现刑事惩戒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而且也不会直接影响全国市场的统一（只须严格禁止与经济有关的犯罪的规定）。

[xix]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中法行终字第116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行初字第94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终字第433号行政判决书。我国法院涉及地方性事务概念的判决目前数量稀少，尚未体现出任何主导性的思路。

地方政府认为有中央政府托底，会有恃无恐，不当扩大举债规模，最终造成公地悲剧。[v]本文认为，判断依据即在于地方立法的内容。

除此以外，德国法还在联邦立法权中纳入部分具有跨地域影响的社会管理事务。若能将全国市场规则统一化、标准化（包括如建筑工程市场等传统的本地性市场），那么市场活力将得到更大程度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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